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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人

韦德国际官网,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
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 1998年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
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
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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