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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藏獒,另一种修行

礼拜香波顿珠奔森还在敲打人头鼓。这时候他已经回到念青唐古拉山,正在走向香波大雪山上的香波寺。他敲出了辽阔藏北的第一场大雪,轻悠悠的晶体纷纷扬扬,迷乱了天光和人的视线。三天以后他到达香波寺。他看到太阳出来了,地上缟白一片,耀眼的雪光潮汐一样来回奔涌,到处都是眯着眼睛看世界的喇嘛和朝圣者。他走进神祖辛饶米沃且大殿一侧的僧房,看到正在床榻上生病的多吉兰占大喇嘛,第一句就是:尊贵的大喇嘛,我回来了,人头鼓我还敲不敲了呢?多吉兰占说:敲啊,敲啊,现在更应该日日夜夜地敲了,等你不敲的时候,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多吉兰占大喇嘛的生命维持到了1967年春天。这个季节,旧雪消融了一些,新雪又开始出现,似乎白色已是永恒的覆盖了。人们迷茫着,也紧张着——多吉兰占大喇嘛圆寂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来到了香波寺,人头鼓想敲也敲不成了。敲不成的原因是红卫兵把人头鼓拿去演出一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节目,演到最后要把牛鬼蛇神押上台时,人头鼓破了,父鼓和母鼓一起破了。破了的人头鼓被红卫兵丢弃在了雪地上,好几个月都没有人管。后来,牛鬼蛇神被驱散了,包括十万狮子化身的顿珠奔森在内,僧侣们被迫离开了神住的香波大雪山,古老的曾经容纳过两千喇嘛的香波寺,只允许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小喇嘛看守。小喇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雪地上抱起了人头鼓,但是,只剩下一面了,另一面母鼓失踪了。路在草原上随便延伸着。霍尔琴柯带着我们来到一个叫作巴青的地方,在一顶他熟悉的帐房里,住了一宿,吃了一顿丰盛的藏式早餐,然后就握手相别。霍尔琴柯要去昌都办事,完了再回拉萨。而我们要去的,是当雄草原了。老护法顿珠奔森一点也不在乎我们的分别,他吃饱了饭,就围绕着汽车打主意: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放弃了霍尔琴柯的本田,放弃了刘国宁开的切诺基,最后趴在了北京吉普的车头上。他断定那个吸引他的磁性的东西就在这里头,他唱着什么,说着什么,觉得那东西听到了就会发出一样的声音,如同人跟人打招呼:你好。对方肯定也会说:你好。张文华走过去,站在他身后,不可索解地摇摇头,说:你又在找东西了,或者你要找的东西就是汽车?老护法点点头。张文华又说:那你就坐这辆车吧?老护法又点了点头。再次上路的时候,老护法坐在了北京吉普王潇潇的身边。而他要找的东西就在他身后,和他仅仅隔着一层座椅的靠背。他更加坐卧不宁了,不停地回头看着。王潇潇说:你找什么呢?是不是冷了想穿皮大衣?老护法顿珠奔森望了一眼包裹着人头鼓的皮大衣,犹豫着摇了摇头。当雄草原到了。我们一眼就看到那么多戴着冰帽子的大山早已排好了队,在静候我们的到来,这就是念青唐古拉山。香波大雪山在念青唐古拉山群的怀抱里,那儿离海拔七千一百一十七米的主峰不到一百公里。傍晚,当我们走近它的时候,远远看到山腰里坐落着一座气象宏伟的建筑,问了老护法顿珠奔森,他激动地说:是啊是啊,那就是香波寺,香波寺到了。后来我了解到,香波寺原来是座古老的庄园,庄园的主人、多吉兰占大喇嘛的祖先贡巴萨吉是个执着的苯教咒师,因为信仰莲花生,率领全家入了佛教密宗之门,以后又把庄园改造成了一座寺院,并捐献给了甘丹寺。甘丹寺随即设立了香波属寺,封贡巴萨吉为寺主,允许子嗣,并受甘丹寺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的香波寺完全是一座庄园式建筑。这座庄园式建筑的围墙用石头砌成,涂成红色,墙体上方有一条白色的饰带。围墙依照地形起伏蜿蜒,远远看去,好比一条划分地界的长城。顺着草木茂盛的沟壑进去,右边平缓的山坡上即是寺院大门。门是木质双开的,足以容纳四匹马并排出入。门上是一层四方四正、红白相间的顶盖,高出围墙两公尺有余,恰似一张彩伞傲慢地耸立在风雨之下。门内依山势建有一座四层的石头碉房,形如一座塔,下面阔大牢靠,依次倾斜着排列上去,最高一层即是靠近山顶的平台,平台上扎着黄色帐篷。每一层碉房都用石灰粉刷得洁白耀眼,房顶是一层棕红色的盖瓦,形成一溜儿稳实可靠的房檐。檐下是一排窗户,每个窗户都有红土染成的镶边,镶边内是九个木头隔成的方块,上面糊着一层白纸。碉房三面都有门,进门左拐是房间,右拐是楼梯。楼梯是木头的,什么时候都被杂役僧擦洗得一尘不染。沿着楼梯走上去,在二层和三层,居住着寺院的大部分僧人,四层是大经堂和神殿,供奉着大日如来、第二佛陀宗喀巴、弥勒佛、善勇文殊、祥和文殊、莲花生、玛哈嘎拉大黑天、不动明王、马头金刚、时轮金刚和苯教赞、念、鲁三神以及神祖辛饶米沃且和一百二十尊形态各异的威尔玛战神,有十二个喇嘛常年守在那里,日夜点燃着五百盏金碗的酥油灯。最下面一层显得大而空旷,居住着一些杂役僧人和俗人香客;另外劈出一半来,放置着似乎从来没有吃完过的食物,有青稞、小麦、牛羊肉、奶制品,还有食糖、茶叶、白酒、盐巴什么的。我们在寺院大门前停下来,正要走进去,就听隐隐传来一阵人头鼓的响声。响声在寺内,在大经堂里。那里有一面残破后又修复的七宝人头鼓,它是一面父鼓,它感觉到母鼓突然来到了身边,就遏制不住地自动响起来了。老护法顿珠奔森顿时激动得年轻了六十岁,跳到门前,又跳到门内,跑上前去。几个认识他的喇嘛都过来迎接他。但是他又戛然止步,兀立成一棵树,听了一会,转身跑回来。他听到了又一阵鼓声,在寺外,在我们的汽车里。我们的汽车里有一面残破后又修复的七宝人头鼓,它是一面母鼓,它听到了父鼓的响声,自己便嗡嗡嗡地响起来了。老护法顿珠奔森扑向北京吉普,扑向那件皮大衣,准确地从里面取出了七宝人头鼓。他敲起来,老护法顿珠奔森满怀欢喜地敲着人头鼓,走进了香波寺。香波寺恍然明白:自己寻找了几十年的人头鼓终于被它真正的主人找回来了。顿珠奔森回来了,他依然是十万狮子的化身,依然是班达拉姆的肉身代言。他抱着母性的七宝人头鼓,就像1951年那样,浪漫地回来了。喇嘛们跑过来,簇拥着老护法。老护法嘿嘿嘿地笑着。香波寺的现任住持、多吉兰占大喇嘛的继承人达玛更登,用寺院最新鲜的肉和最香甜的酸奶招待了我们。他高兴啊,他让全体喇嘛念经庆祝七宝人头鼓母鼓的归来,庆祝顿珠奔森的归来,同时祝福我们万事如意。但我们高兴不起来,我们沮丧地听他说:来了两个朝圣的信徒,放下了四个白海螺,拜神拜了半上午就走了。来了一个名叫扎西的警察,看了看,问了问,连口茶水也没喝,就开着车走了,这警察打听的也是七颗无敌法王石真言人头鼓,看来巫圣大黑天的法音真的要重见天日了。我们紧着问:他们去了哪里?更登说:拉萨呗。我们一刻也不想呆了,都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拉萨去。孙学明问刘国宁和张长寿:你们不睡觉吃得消么?他们都说没问题。孙学明说:车况呢?他们也说没问题。好了,那就走人了。遥远的香波寺,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在很近的地方向你说一声再见,谁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来呢?我们给你送来了七宝人头鼓,也算是你的信徒了。你呢,万寿无疆;我们呢,永远健康。各得其所,礼拜香波。更登送了我们很远。我们希望老护法也送送我们,更登说:顿珠奔森已经抱着女人头做的母鼓和男人头做的父鼓,进了寺院后面的隐密山洞,他要在那里苦修,再也不出来了,直到成佛。张文华说:那就是说他要死在里面了?更登说:人身都是臭皮囊,死和不死都一样,佛成鼓响,我们都等着那一天呢。孙学明说:我们也等着那一天,他成了佛就穿行无阻了,世界对他来说就是掌上玩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和他是近在咫尺的,他还能认识我们么?他会保佑我们么?更登说:会的会的,会保佑你们早早解脱。上西天,行路难分手了。更登转身朝回走去。我们上了车,直奔当雄镇,到达的时候已是午夜了。因为是交通枢纽,午夜的当雄镇灯火通明。开夜车的司机一见灯光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停下来吃点喝点,算是对来这里开店的四川人和穆斯林的报答。我们也不例外,孙学明提议找一家穆斯林饭馆,喝点熬茶,熬茶提神。没想到一喝就喝出问题来,一位拉萨来的司机说,从羊八井到拉萨的路正在翻修,难走得不得了,大部分汽车都是翻越林周山,穿过林周县,绕道达孜,进入拉萨的。司机说:林周山,将近六千米的海拔,你们行不行?张文华说:海拔多高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路况好不好。司机说:还行,除了容易翻车,别的没什么。周宁插进去问道:路上有没有卡子?司机翻了周宁一眼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打听这个?周宁嘿嘿一笑说:别紧张,我们害怕乱收费。司机说:那不怕,这里的卡子,是专门检查走私的。周宁又问:这条路上都在走私什么?司机说:藏药、珍稀动物的皮骨、黄金,还有文物。张文华说:那我们恐怕得走羊八井了,拿了人头鼓的人绝对不会往卡子上撞。孙学明说:不一定,日喀则的民工也好,带着海螺的苯教徒也好,未必知道翻越林周山会遇到卡子。司机说:你们是公安局的?你们在追人?我告诉你们,过林周山可以不走大路,卓玛峡里也有路,穿过去就能到达热振寺,从那里去拉萨就很近了。孙学明问道:卓玛峡?路好走不好走?司机说:小车能走,大车不能走。孙学明点点头,扫视着大家说:看样子又要分开了。王潇潇说:也许我们可以不管他们,直接去拉萨的十二丹玛寺,在那里守株待兔。孙学明说:不行,还有一个扎西警察呢,万一他在半路上把人头鼓打劫掉怎么办?必须得兵分三路,但我们只有两辆车,也就是说其中一路是要搭顺车的。鉴于目前大部分去拉萨的车辆要翻越林周山,搭顺车的只能是这一路,你们报名吧,谁去。王潇潇说:我去搭顺车吧,我是女的,司机愿意带,而且中途随时都得停下来打听情况,女的好说话。孙学明果断地挥了一下手说:不行,我们用钱开路,不搞别的,出了事怎么办?张文华说:那我和潇潇一路,我来保护她。周宁说:那就更容易出事了,还是我跟她一路吧。刘国宁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是夺人所爱嘛。张长寿呵呵呵地笑道:人家是在考验领导,领导你就同意他们的要求,看他们敢不敢?就是他们敢了,王潇潇跟不跟呢?孙学明说:潇潇走哪一路由她自己定,你们快说你们的路线。周宁说:我去搭车。张文华说:我去搭车。我也说:我去搭车。孙学明说:还是我去搭车吧。王潇潇说:抓阄。抓阄的结果是:周宁搭车翻越林周山。别的就好办了。孙学明分配道:北京吉普带着他和王潇潇走羊八井一线,切诺基带着张文华和我走卓玛峡一线。他一再强调:同志们要注意安全,我们不能再死啊,再死就伤心不起了。他进一步强调:到了拉萨,我们在布达拉宫前会合,不见不散。喝够了熬茶,又买了一些大饼各自带上。我们走出饭馆,来到公路上,看到两边停着许多运货的大卡车。我们一路打听过去,终于在一辆破破烂烂的东风卡车跟前停下了。司机说:座位有,但是你不能白搭车。周宁说:有座位就好,我给你钱嘛,你说多少?五百?不能再少点?好吧,但是一路上你得听我的。司机说:要搭就搭,不搭就拉倒,我怎么可能听你的?我们寻思这地方司机的脾气怎么这么糟糕,就像开着宇宙飞船似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车号:2920。拉萨见。我们挥手告别。三路人马分头行动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一刻了。遗憾的是张文华和我乘坐的切诺基没有穿过卓玛峡。卓玛峡就是度母峡,度母不救度我们,大面积的山体坍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张文华说:是不是走错了?刘国宁说:没错,我是一直沿着小车印子开过来的。还是不甘心,返回十公里,再次打听,都说那就是卓玛峡,去拉萨要是不想翻山就得走那里。怎么办?张文华和我们商量:我们不能走羊八井,那一路学明、潇潇、长寿好歹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干脆翻越林周山,这一路只有周宁一个,我们争取追上他。我同意。刘国宁也没有意见。于是又返回三十多公里,找到了上山的路。路是盘来盘去的。天黑,看不见两边的景色,只有车灯照出的路,白晃晃的路。盘了不久,就看到路边的积雪了,不知道是去年没化的雪,还是今年新下的雪。好在现在是夏天,即使有雪,也还不到封山的程度。有许多汽车往上走,也有许多汽车往下开。山上面的车灯就像星星,山下面的车灯就像人家,我们在半山腰,我们永远在半山腰,山顶越上越遥远,似乎不可能到达了。张文华突然问我:我们是去拉萨么?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是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翻过去就是印度啦?我说:是啊,这山也太高了,上得我都有点害怕了。张文华说:再上一点,我们就到天上了。好啊好啊,到了天上好啊,我们还找人头鼓干什么?我们直接和如来佛对话,如来佛一指:呶,就在那里,也不用你们千辛万苦去找了,人头鼓属于谁,我就让它自己飞到谁的手里。刘国宁说:瞧,翻车了,还是一辆丰田面包呢,真可惜,不知死人了没有,这条要命的路。丰田面包是从我们右边的悬崖上摔下来的,已经稀巴烂了。刘国宁说:我从来没上过这么陡的山,要是白天,根本就不敢开,看来还是夜晚好。我们赞美着夜晚,没想到白天很快就到来了。没有什么过渡,似乎不是早晨,当我们突然看清了我们的危险处境时,整个山群霎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周围全是雪山,我们早已在雪线之上,苍苍茫茫一大片,看着它,你无法想象你会走出山群去。又走了一会,更亮了,山顶悄然来到我们脚前。我们下车撒尿,十万座大山顿时奔来眼底。而我们是峭然孤出的一峰,在夏天的寒风中摇摇欲坠。云就要塌下来,天就要塌下来,风把人吹得马上就要升天了。张文华喊一声:不好,赶紧走,我感觉这里是个要命的地方。我们上车,缓缓地驶下山去。又是盘,而且盘得更危险,切诺基的刹车不是掌握在刘国宁的手上、脚上,而是挑在他的心尖尖上。我们不敢往上看,更不敢往下看,就看着面前的路面,一再地说:小心,小心。其实刘国宁已经够小心的了,再小心就不要开车了。终于到了半山腰,我们松了一口气,发现头上,手上,背上,全是汗。他妈的,都说他妈的,这叫旅行?这叫受刑。又看到了翻车,又是从右边的悬崖上翻下来的,是一辆拉货的东风卡车,车身留在这里,车头滚到深不可测的山渊里去了。我们不忍多看一眼这遗骸,心惊肉跳地开了过去。开过去了将近两百米,张文华突然大喊一声:停车。车停了,他又喊道:你们还记得周宁坐的东风卡车的牌号么?我和刘国宁一起说:记得,2920。张文华拉开车门,跳到地上就往回跑去。我们也才反应过来,蹿下车跟着跑了过去。海拔太高,我们头重脚轻,几乎栽倒,但我们都没有停下,我们冲刺而去,已经顾不得去想剧烈运动可能会窒息生命的危险了。当我们吼喘着立到东风卡车的遗骸面前时,一下子惊呆了。我们看到了依然挂在车尾的绿色车牌,上面的白色号码居然跟我们记忆中的一模一样:2920。下雨了,一下就很多,唰啦啦的,天上地下到处是水。孙学明没想到,从当雄到羊八井的路这么难走,坑坑洼洼,拐来拐去,简直比步行还要慢。到处都是便道,便道之外还是便道;不是没有路,而是走不通;不是走不通,而是你走得不对;返回来,绕过去,等你走对了,你发现牙长一点路,已经走了有三个多小时了。这是最好的,因为毕竟还在走。不能走的时候就更让人着急——前面的车陷到泥坑里去了,那就等吧,一次次地张望,一次次地下车察看,最后绝望了,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喇叭声,醒来一看表,才明白又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汽车这才缓缓地蠕动起来。就这样你还不能对别人有怨言,刚有了一句怨言,自己的车就陷进去了。孙学明和王潇潇下来往前推,车没推出坑去,他们两个早已是泥胎,再加上满脸的苦难,俨然就是《收租院》里的人物了。旁边站着几个藏族民工,其中一个提醒孙学明:你掏一点钱,我们帮你推。孙学明说:多少?他说:一人十块。孙学明说:那就推吧。一下子上来六个人,连一二三也没喊,忽啦啦就把车推出了泥坑,然后伸出手来要钱。孙学明琢磨:其实两三个人就能把车推出坑去,怎么一下上来这么多?掏了钱往前走,不免怀疑:这坑是不是他们挖好了挣钱的?幸亏是辆小车,大车陷进去得二三十个人推,那就得二三百块钱了。后来孙学明了解到,旁边就有修路的推土机,它就等着帮人拖拉陷车,拖一次五百块钱。这简直就是一种让人愤怒的敲诈了:要不是他们乱挖能有这些大泥坑?他们把应尽的义务变成了赚钱手段,这世界,怎么连雪域高原也给污染了?孙学明说:我在广东遇到过这种事情,在北京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想到在这么圣洁的地方也遇到了。不过仔细想一想,人家好像也有道理,都成了商品世界,都得想办法赚钱,都得生活嘛。原谅了,原谅了,大家互相原谅了。就像歌儿里唱的:这世界总要迈步向前嘛。雨还在下,越下越大。荒原上漫漶着水,全成了河。从当雄出发,走了七个小时,才到达羊八井。而在过去,这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稍事休息,就着矿泉水吃了点大饼,接着往前走,有个好心的藏族民工告诉他们:前面的路更难走。孙学明说:我已经想到了,但我们还是得走啊,尤其是不能停留在这里,这里一面是河,一面是陡峭的山体,从山上跑下来泥石流怎么办?这种事情在西藏常有,一下雨就有。他们顺便打听了一下:有没有看到两个带着海螺的苯教徒走过?一个从都兰吐蕃大墓来的日喀则民工走过?一个开着牛头越野车的警察走过?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很快离开了那里。他们在风雨中抖抖索索往前走,一个坑一个坑地下去又上来,两个小时后,沿着拉萨河,来到了一条两山衔接的大沟前,突然发现已经不能再走了,担心的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山上的泥石灌到了沟里,沟里涨满了泥石,泥石溢出了沟壑,肆无忌惮地朝他们推进着。——泥石流。他们停下了,来不及倒回去,就已经被泥石包围了。危险。孙学明喊一声,打开车门,拉着王潇潇下来。又朝张长寿喊道,弃车,弃车。张长寿蹦出驾驶室,踩着泥石往高处走。孙学明看到王潇潇穿得太单薄,正要从车里拿出一件大衣来,一股泥石涌荡而来,霎时淹没了他的腰。他回身抓住王潇潇,拼命往前走,不,是拼命往前爬,爬着爬着他直起了腰,扛起王潇潇,嗨嗨嗨地喊叫着往前挣扎。一片更加汹涌的泥石流漫过来,一下子把他们盖住了。这时一声轰然巨响,五十米之外,一座山峰的黑影塌向大水滔滔的拉萨河。一道巨大的豁口出现了,溢满山沟的泥石愣了一下,便忽忽啦啦朝那边倾泻而去,眨眼便淤堵了河道,河水恼怒地冲撞着,用天神的力量冲撞着,泥石和水流顺着河道浩浩荡荡奔腾而下。而在地势较高的这边,泥石流突然朝后缩去。被泥石盖住的孙学明和王潇潇凸现而出了,被泥石淹没的北京吉普凸现而出了。他们还活着,而且奇迹般的安然无恙。北京吉普斜躺在那里,不知道还能不能开。此刻,孙学明一边抱着王潇潇,一边喊叫着寻找张长寿。张长寿说:我在这里。他站在离大沟三十米的地方,也是刚刚从泥石中爬起来。他满身污泥地走到孙学明跟前,爆发似的发出了一阵呵呵呵的笑声,说:我们都还活着?想不到啊,想不到我也会大难不死。孙学明顾不上听他的,连声询问王潇潇怎么样?王潇潇哭了,一头扎到孙学明的怀里,放声地哭了。他们浑身泥水,在大雨中的拉萨河边,在离拉萨还有将近一百公里的地方,拥搂成了一根泥水的柱子。张长寿又笑起来,呵呵呵的。孙学明后来表扬说:张长寿好素质啊,在那种情况下还笑得那么开心。北京吉普还能开,他们翻正以后,在张长寿呵呵呵地操纵下,居然突突突地响起来。

1一切来源于怀念一切来源于怀念——对父亲,也对藏獒。在我七岁那年,父亲从三江源的玉树草原给我和哥哥带来一只小藏獒,告诉我们,藏獒是藏民的宝,什么都能干,你们把它养大吧。遗憾的是,这只小藏獒对我们哥俩很冷漠,尽管我们哥俩每天都在喂它,但它从来不主动接近我们,更不会讨好地冲我们摇尾巴。我们不喜欢它,半个月以后用它换了一只哈巴狗。父亲知道了很生气,但也没有让我们再换回来。过了两天,小藏獒就自己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教育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它会跑回来。这就叫忠诚,知道吗?”但我们依然不喜欢小藏獒,不仅不逗它玩,连喂它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父亲说:“你们好像不是我的儿子,居然不喜欢小藏獒,那我还是把它带回草原去吧,它在这里也不习惯,想家想得都没有精神了。”父亲回到草原上去了,那是他工作的地方。小藏獒离开了我们,一晃就是十四年。十四年中我当兵,复员,上大学,然后成了《青海日报》的一名记者。第一次下牧区采访时,已经从三江源回到西宁的父亲说:“去牧区采访,第一要过生活关,就是要吃得惯牧民的手抓、糌粑、奶皮;第二要过行走关,也就是要学会骑马,不然你就寸步难行;第三要过藏獒关,你要喜欢藏獒,也要让藏獒喜欢你,否则牧民就不会信任你。我建议你去找旦正嘉,让他教教你。”我认识旦正嘉叔叔,他是父亲的房东,父亲带他来过我们家。我去了。下了车,一路打听着走向了旦正嘉叔叔的碉房,远远看到一只硕大的黑色藏獒朝我跑来,四蹄敲打着地面,敲出了一阵殷天动地的鼓声。黑獒身后哗啦啦地拖着一根粗重的铁链,铁链的一头连着一个木橛子,木橛子腾腾腾地蹦起又落下。从碉房里跑出来一个老男人和一个老女人,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声喊着:“酋格,酋格。”黑獒好像没听见,更加凶猛地朝我跑来,越来越近了,只有十来步远了。老男人和老女人追过来,但他们离黑獒足有三十步远,根本不可能拦住它。眼看我就要被它扑倒在地了,老女人尖叫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敢看似的双手捂住了脸。老男人咚的一声跪下,朝着天空喊道:“佛爷佛爷,酋格要咬死人了,快让它不要,不要……”我害怕得不知道怎么办好,死僵僵地立着,连发抖也不会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离我只有两步的时候,黑獒突然停下了,屁股一坐,一动不动地望着我。老男人跑过来,一把拽住铁链,又扑倒在地抱住了硕大的獒头。我长喘一口气,叫了一声:“旦正嘉叔叔。”旦正嘉仔细看看我,恍然大悟地丢开紧抱着的獒头说:“原来是你啊,怪不得酋格没有咬你。”往家里走的时候,旦正嘉说:“酋格认出你来了。你大概忘了吧,它去过你们家。”我想了半天才说:“它就是那只小藏獒啊?都十四年了,它还能认识我?”旦正嘉说:“它比人的记性好,十四年算什么?只要它不死,就能认识你。你看它使了多大的劲,都把钉在地上的木橛子拔出来了。它要是不认识你,不会这么用力。”我在旦正嘉叔叔家住了半个月,学会了骑马,煮奶茶,拌糌粑,还让旦正嘉的儿子强巴带着我到处走了走。当然这期间我最关注的还是黑獒酋格。它是一只你仅仅喂了它一个月但十四年以后它还能认得你还能把你当作亲人的狗,是一只你给它做了一天的主人它都会牢记你一辈子的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对它肃然起敬,足以让我反躬自省:我们,人类,是不是太多了一些朝三暮四者、昨是今非者、反复无常者、“一阔脸就变”者、翻脸不认人者?我依稀想起黑獒酋格小时侯的情形: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哥俩把它用一只哈巴狗换给别人之后,在我们不喜欢它不愿意理睬它连喂它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它是多么委屈啊。启发我热爱藏獒的酋格,黑狮子一样威武雄壮的酋格,很快老了,死了。它死后不久我就成了三江源的长驻记者,一驻就是六年。这六年里,父亲和一只他从玉树带去的藏獒生活在城市里,而我和许多以前从未见过面但一见之下就对我十分亲热的藏獒生活在草原上——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它们是熟悉父亲的藏獒,而我身上神秘地遗传着父亲的味道和一些别的信息。父亲在草原上先后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做过记者,办过学校,搞过文学,也当过领导。草原上流转着许多他和藏獒的故事,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传奇而迷人。可以说父亲是最早对藏獒产生浓厚兴趣的汉人,无论他做什么,他总是在自己的住所喂养着几只藏獒。父亲喂养的都是品貌优良的母獒,母獒们一窝一窝下着崽,他就不断把小狗崽送给那些需要它们和喜欢它们的人。所以他认识和认识他的藏獒,跟他有过喂养关系的藏獒,遍布三江源的玉树草原、囊谦草原、曲麻莱草原、杂多草原。有个藏民干部对我说,“文革”中他们这一派想揪斗父亲,研究了四个晚上没敢动手,就是害怕父亲的藏獒报复他们。他说:“草原上走到哪里都是你父亲喂过的藏獒,防不胜防。”我替父亲庆幸,也替我自己庆幸,因为正是这些灵性威武的藏獒,让我发现了父亲,也发现了我自己——我有父亲的遗传,我其实跟父亲是一样的。是的,在长驻三江源的六年里,父亲给我的遗传一直发挥着作用,使我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完全像一个真正的藏民那样生活着。我很少呆在州委所在地的结古镇,而是一头扎在了对于城镇来说更加边远的杂多草原、曲麻莱草原和康巴人的囊谦草原。我有时候住在父亲住过的房东家,有时候住在牧民的帐房里,有时候住在寺院的僧舍里,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会天天看到日见稀少的藏獒,并在它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朋友的角色。我穿着藏袍,骑着大马,参加所有的牧业生产活动、所有的节日活动和所有的佛事活动,和牧民们混在一起,喝酒,吃肉,放牧,喂狗,议论他们的家长里短,帮助他们解决婆媳矛盾,邻里纠纷。那时候的记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生活在边远牧区的记者,工作任务是很轻的,一两个月写一篇报道就已经算得上敬业了,我有的是时间忘情忘怀地去做我愿意做的一切。常常是这样:骑着马,带着房东或者寺院的藏獒,走向很远很远的草原,醉倒在牧人的帐房里。我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是:娶一个藏族姑娘,和父亲一样养一群藏獒,冬天在冬窝子里吃肉,夏天在夏窝子里放牧,偶尔再带着藏獒去森林里雪山上打打猎,冒冒险什么的。我好像一直在为实现我的理想努力着,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长驻记者。有一次在曲麻莱喝多了青稞酒,醉得一塌糊涂,半夜起来解手,凉风一吹,吐了。守夜的藏獒跟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吐出来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结果它也醉了,浑身瘫软地倒在了我身边。我和它互相搂抱着在帐房边的草地上酣然睡去。第二天早晨我迷迷糊糊醒来,摸着藏獒寻思:我身边是谁啊,是这家的主人戴吉东珠吗?他身上怎么长出毛来了?这件事儿成了我的笑话,在草原上广为流传。姑娘们见了我就吃吃地笑,孩子们见了我就冲我喊:“长出毛来了,长出毛来了。”介绍我时,再也不说我是记者,而是说:“这就是与藏獒同醉说戴吉东珠长出毛来了的那个人。”牧民们请我去他家做客,总是说:“走啊,去和我家的藏獒喝一杯。”那时候的我是有请必去的。一年夏天,我去结隆乡的牧民尕让家做客,住了短短一个星期,他家那只大黑獒就和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感情深到它一天不见我一面,就会满草原寻找。我猜想,它一定是一只父亲喂养过的藏獒,而且已经意识到了我跟父亲的关系,不然不会对我如此依恋。几年后我要离开草原,正好是从结隆乡出发的。大黑獒看我打起行装坐进了汽车,知道这是一次长别离,就对汽车又扑又咬,牙齿都咬出血来了。在它的意识里,我是迫不得已才离开它的,而强迫我离开的,正是这辆装进了我的该死的汽车。后来我听别人说,我走了以后,大黑獒一个星期不吃一口食不喝一口水,趴在地上死了一样,好像所有的精气神包括活下去的意念都被我带走了。主人没了办法,就把一只羊杀了,又从狼皮上薅下一些狼毛,沾在死羊身上,扔到它面前,怒斥道:“你是怎么看护羊群的?羊被狼咬死了你都不管,那我养你干什么?你看看,你看看,看到狼毛了吧?狼呢?还不赶快去找。”大黑獒大受刺激,草原上狼已经很少很少,它都有一年没咬过狼了,没想到就在它因感情受挫而一蹶不振的时候,狼会乘虚而入。它立马摇摇晃晃站起来,吃了一点,喝了一点,按照一只藏獒天赋的职守看护羊群牛群去了。遗憾的是,以后我多次回到结隆乡,再也没有见到牧民尕让和深深眷恋着我的大黑獒。听说他们迁到别处去了,因为这里的草原已经退化,牛羊已经吃不饱了。2结束了长驻生涯很不幸我结束了三江源的长驻生涯,回到了我不喜欢的城市。在思念草原思念藏獒的日子里,我总是一有机会就回去的。雪山、草原、骏马,牧民、藏獒、奶茶,对我来说这是藏区六宝,我在精神上一生都会依赖它们,尤其是藏獒。我常常想,我是因为父亲才喜欢藏獒的,父亲为什么喜欢藏獒呢?我曾经问过父亲,他想了想说:“藏獒好啊,不像狼。”那时侯还没有“狼文化”这一说,但父亲却超前地思考着狼,因为在父亲钟情藏獒的时候,无意中按照草原人的思维习惯,把狼看成了藏獒的对立面。有一次我对父亲说起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把藏獒说成是狼的演化。父亲听了非常生气,几乎是拍案而起。他说:“照它这么说,狼成了藏獒的祖先了,胡扯,狼怎么能和藏獒比呢?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我了解狼。”于是就开始比较,开始总结。他说,狼是欺软怕硬的,见弱的就上,见强的就让,一般不会和势力相当或势力超过自己的对手发生战斗,藏獒就不一样了,为了保卫主人和家园,再硬的对手也敢拼,哪怕牺牲自己。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有时是卑下而屈辱的。狼的一贯做法是明哲保身,见死不救,藏獒的一贯做法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狼是自私自利的,藏獒是大公无私的。狼是奸诈的盗贼,藏獒是光明的公仆。狼始终为自己而战,最多顾及到子女,藏獒始终为别人而战——朋友、主人,或者主人的财产。狼以食为天,终身只为食物活着,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早就超越了低层次的食物需求,而只在精神层面上展示力量——为了忠诚,为了神圣的义气和职责。狼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存自己,藏獒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卫别人。狼的存在就是事端的存在,让人害怕,藏獒的存在就是和平与安宁的存在,让人放心。狼动不动就翻脸,就背叛群体和狼友,所谓“白眼狼”说的就是这个,藏獒不会,它终身都会厚道地对待曾经友善地对待过它的一切。父亲的思考一直延续着,后来他又对我说,我太了解草原了,草原上的牧民最恨的就是狼,狼最没有德行,是人的对手。他们最爱的是藏獒,藏獒有德行,是人的伙伴。就说吃吧,为了抢到一块肉,狼群里的强者会毫不客气地咬伤弱者。如果在进攻目标时,对方咬死了自己的同伴,它们抢着要做的不是奋起报仇,而是吃掉同伴,尽快地填饱自己的肚皮,虽然吃肉的事情成功了,道德的水准却丧失得一干二净。狼是群集动物,尤其在冬天,大雪封山,冰天雪地的时候,它们会成群结队地追踪撕咬猎物。一旦猎物到手,首先得到满足的是头狼和它的妻小,下来是少数几个跟头狼亲近的得宠者,跟着头狼盲目厮杀的大部分狼有时候连一点残血碎肉都得不到。除非狼群杀死一匹大动物,头狼和他的妻小以及得宠者吃不完,才会分给别的狼一点。也就是说,狼群的团队精神并不是为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服务的,团队行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是人人得利。藏獒就不一样了,藏獒的一贯做法是,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先人后己、任劳任怨。獒群里的獒王也决不会把别人辛苦得来的食物窃为己有,它的任务首先是保护大家,是率领大家共同生存,共同吃肉,共同为人类服务。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人们对藏獒的热爱实际上就是对道德的热爱。我还是那句话,狼和藏獒的反差这么大,绝对不可能是同宗同源。你可以喜欢狼,但你千万别把狼和藏獒扯到一起。从父亲的这些话里,我恍然明白,父亲喜欢藏獒其实就是喜欢它们那种沉稳刚猛而又宽宏仁爱的精神,喜欢那种他总结出来的藏獒之德:放牧骏马牛羊,奔走万里雪山,驱逐豺狼虎豹,守护家国家园,感知凶吉祸福,不避苦难艰险。父亲反感狼,也是因为他看到的以“吃掉”对方为目标的狼的精神太野蛮太残酷。他始终认为,在人的身上,狼的精神太多太多,藏獒的精神太少太少。中国近代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都是“狼性精神”的一次次爆发,而忠诚磊落、见义勇为的“藏獒精神”却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一次次受挫一次次销蚀。所以当父亲评价那些喜欢整人的人、剥夺别人生存权利的人、窝里斗的人、阴险诡诈的人时,总是说:“那是一条狼。”而在一本《公民道德准则》的小册子上,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藏獒的标准”几个字。父亲以总结历史的口气对我说:“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他的话让我记起了“文革”中别人因为惧怕他的藏獒而不敢揪斗他的一幕。我有时候想,父亲幸亏没有赶上我们这个繁荣“狼文化”的时代,他要是赶上了,不知作何感想。其实父亲的感想也不难猜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我也不喜欢狼。我觉得大凡真正喜欢藏獒的人,都不喜欢狼。现在有人提倡向狼学习,还说我们的祖先都是因为学了狼的本领,才有了他们的胜利和地盘,这是片面的。要说学习,那也是向所有的动物学习,向老虎学习勇武,向狮子学习威仪,向豹子学习敏捷,向牛学习力量,向狗学习忠诚,向羊学习繁殖能力,自然也要向狼学习一点什么。我们的祖先包括马背上的民族,有过虎崇拜、狮子崇拜、豹崇拜、马崇拜、牛崇拜、羊崇拜、狗崇拜、熊崇拜、鹰崇拜、鹤崇拜,象崇拜、驴崇拜、骆驼崇拜、黄鼠狼崇拜等等,自然也有狼崇拜。很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我们的祖先只有狼崇拜。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夸大“狼崇拜”的作用和力量,因为那种以占领地盘、争夺人民、强取财富为目的的野蛮征服的“狼性”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曾经崇拜过狼的民族也早已经抛弃了这种原始低级的崇拜,更因为在狼的精神里,蕴涵着掠夺的残酷和生存的紧张,蕴涵着仇恨与战争、不公与欺凌、私欲的恶性膨胀与两极分化,蕴涵着对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漠视和把不合理变成合理的危险,蕴涵着给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寻找借口的倾向。虽然可以说狼的种种不良举动取决于它的生存法则,但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决不能改变同样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道德评判,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狼。在人类社会里提倡狼的精神,恰恰说明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下降,我们的精神正在被物欲、金钱、权势蒙垢。一个人、一个社会,发愤追求的,应该还是公正、道德、和平、幸福以及用“藏獒”的无私和勇敢挽救弱者、平等均富、营造和谐等等,而不是用“狼”的自私和贪婪让贫者更贫,让富者更富。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自然可以把“兼并”、“收购”、“牟利”的“狼性精神”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但如果你同时又是一个“藏獒精神”的实践者,是一个保护弱小、帮助他人和贡献社会的慈善家,那就不仅是企业的成功,也是人格和形象的成功。而人格和形象的成功,才是一种高境界的成功。有一种世俗的见解:如果你不做一只狼,就必然是一只被狼吃掉的羊。当大家都不愿意做羊的时候,就总想把自己变成狼。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想做狼的人们,并不一定就是一只随时被吃掉的羊;不想做羊的人们,也不一定要做一只自私害人的狼。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做一只堂堂正正的藏獒,它可以制约狼的猖獗,不让狼性肆意泛滥,还可以保护那些软弱的羊。总之,藏獒身上有那么多人类社会非常需要又非常缺乏的优秀品质,它让我们迷恋,让我们觉得毕竟我们还没有缺失道德的标杆和人性的魅力,毕竟人类还是认同了藏獒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让它们成了自己永远的伴侣。3支撑了父亲的一生不错,是有一种“藏獒精神”漂漂亮亮地存在着,这种存在支撑了父亲的一生,使他在晚年总是沉浸在这样的怀想中:藏獒回到他的生活中来,或者他回到藏獒的生活中去。当我知道父亲的怀想就是他活着的意义时,我同时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藏獒的书,里面的主人公除了藏獒就是“父亲”。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它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人类驯化,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作为人类的朋友,藏獒得到了许多当之无愧的称号,古人说它是“龙狗”,乾隆皇帝说它是“狗状元”,藏族人说它是“森格”,藏獒研究者们说它是“国宝”,是“东方神犬”,是“世界罕见的猛犬”,是“举世公认的最古老、最稀有、最凶猛的大型犬种”,是“世界猛犬的祖先”。公元1240年成吉思汗攻克欧洲后,把跟着他南征北战的猛犬军团的一部分三万多只藏獒留在了欧洲,这些纯种的喜马拉雅藏獒在更加广阔的地域杂交繁育出了世界著名的大型工作犬马士提夫犬、罗特威尔犬、德国大丹犬、法国圣伯纳犬、加拿大纽芬兰犬、英国獒犬等等。这就是说,现存于欧亚两陆的几乎所有大型凶猛犬种的祖先都是藏獒。公元1275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这样描写了他所看到的藏獒:“在西藏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犬,它体形巨大,如同驴子,凶猛声壮,如同狮子。”父亲把这些零零星星搜集来的藏獒知识抄写在一个本子上,百看不厌。同时记在本子上的,还有一些他知道的传说,这些传说告诉我们,藏獒在青藏高原一直具有神的地位。古代传说中神勇的猛兽“狻猊”,指的就是藏獒,因此藏獒也叫苍猊。在藏族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那些披坚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藏獒。同时藏獒也是金刚具力护法神的第一伴神,是盛大骷髅鬼卒白梵天的变体,是厉神之主大自在天和厉神之后乌玛女神的虎威神,是世界女王班达拉姆和暴风神金刚去魔的坐骑,是雅拉达泽山和采莫尼俄山的山神,是通天河草原的保护神。而曾经帮助二郎神勇战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哮天犬,也是一只孔武有力的喜马拉雅藏獒。关于藏獒的知识和传说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尤其是他从玉树草原带回家的那只藏獒老死以后,它们便成了父亲和藏獒接触的唯一通道。有一阵,父亲很高兴,因为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藏獒集散地的介绍和藏獒繁殖基地的广告,看到了藏獒评比和藏獒展示会的消息。他把它们剪贴下来,还用毛笔在剪贴本的封面上写了“千金易得,一獒难求”八个字。但是渐渐的,他就变得忧虑重重了,总是说:“这恐怕不行吧?这怎么可以呢?藏獒毕竟不是宠物。”现在想起来,父亲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是游牧民族借以张扬游牧精神的一种形式。在它的身上,体现了牧家生存的需要和草原凌厉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野兽和草原的家兽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一旦把藏獒当作宠物养起来,每天定时定量地给它们喂食,无微不至地给它们梳毛,洗澡,打针吃药,牵着它们在光滑干净的地面上遛弯儿;一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生活让它们变得闲散懒惰,狗中贵族的身份让它们日益成为活生生的玩偶,没有挑战甚至摧残的成长让它们陶然欲醉,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的习惯成为必须和必然,这样的藏獒还能保持伟岸健壮、凛凛逼人、狂野刚猛、嫉恶如仇的特性吗?藏獒是壮士,是龙骧,是虎贲,是“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的勇愤之狗,是“倘受了伤,就躲入深林,自己舐干,给谁也不知道,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的不屈之灵,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而不是世代簪缨的公爵,更不是“绣花也感累昏头”的闺中小姐或虚有其表的裙屐少年。它们的生命只能在回归严酷自然和承担生活责任的状态中,走向拔山扛鼎的境界。父亲和我都有过这样的预言:离开草原进入宠物社会的第一代藏獒有可能还会是凶猛威武、忠诚勇毅的,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很难说还会延续这种既属于藏獒也属于高原大野的风采了。因为藏獒素质的形成,除了遗传和血统,更重要的是环境的熔铸打磨,是狗和自然、狗和人类互为依存、艰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发育和雕塑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质量。如果不能让它们奔驰在缺氧至少百分之五十的高海拔原野,不能让它们啸鸣于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不能让它们时刻警惕和发现十里二十里之外的狼情和豹情,不能让它们把牧家的全部生活担子扛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它们的嗅觉、听觉、视觉以及大脑的思维、反应的能力、打斗的力量、出击的速度就都会严重退化,骨骼、肌肉、内脏、体魄、毛发、皮肤、内分泌等等也会离开原有的模样走向衰弱和异变。更让父亲担忧的是,即使我们不把藏獒当作宠物豢养在温室里而是放归雪山草原,它们同样也面临着退化衰变的危险。因为古老的藏獒赖以生存的原始生态正在消失,狼、豹、熊等野兽在人类的大肆猎取之下越来越少,甚至到了濒临绝种的地步,当藏獒借以磨练斗志、称雄扬威的对手不存在了的时候,它们还能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笑傲草原吗?它们的精神和能力是不是也会像它们所处的环境那样严重衰退呢?事实上,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在我离开之后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去一趟的三江源地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纯粹的藏獒了。父亲的藏獒,已经一去不复返了。4对藏獒的怀想在对藏獒的怀想中,父亲与世长辞了。我和哥哥把父亲那个零零星星抄写了许多藏獒知识的本子和那个封面上写着“千金易得,一獒难求”八个字的剪贴本,一页一页撕下来,和纸钱一起烧在了父亲的骨灰盒前。父亲,你终生的喜欢跟你去了,你的藏獒跟你去了。假如真的有来世,一定还会有藏獒陪伴着你。第二年春天,我们的老朋友旦正嘉的儿子强巴来到了我家,捧着一条哈达,里里外外找了一圈,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把哈达献给了父亲的遗像,然后从一个旅行包里拿出了他带给父亲的礼物。我们全家都惊呆了,那是四只小狗,不,是四只小藏獒。这个像藏獒一样忠诚厚道的藏民,知道父亲一辈子喜欢藏獒,在偌大的三江源地区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了四只品系纯正的藏獒,想让父亲有一个充实愉快的晚年。可惜父亲已经走了,再也享受不到藏獒带给他的快乐和激动了。四只小藏獒是两公两母,两只是全身漆黑的,两只是黑背黄腿的。旦正嘉的儿子强巴说:“我已经想好了,它们是兄妹配姐弟,就好比草原上的换亲,妹妹给哥哥换来了媳妇。”说着,过家家一样把小藏獒按照他安排好的夫妻一对一对放在了一起。母亲和我们赶紧把它们抱在怀里,喜欢得都忘了招待客人。我问强巴,已经有名字了吗?他说还没有。我们立刻就给它们起名字,最强壮的那只小公獒叫冈日森格,它的妹妹叫那日。最小的那只母獒叫果日,它的比它壮实的弟弟叫多吉来吧。这些都是父亲给他养过的藏獒起的名字,我们照搬在了四只小藏獒身上。而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又用它们命名了我的主人公,也算是对父亲和四只小藏獒的纪念吧。送来四只小藏獒的这天,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第一个节日。这个节日让我们喜悦得几近疯狂,也让我们在忘乎所以的炫耀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两个星期后,我们家失窃了,什么也没丢,就丢了四只小藏獒。寻找是不遗余力的,全家都出动了。我们就像丢失了自己的孩子,疯了似的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声声地呼唤着:“冈日森格,多吉来吧,果日,那日。”听不到它们的回音,就觉得肯定是朋友在跟我们开玩笑,他们把四只小藏獒藏了起来,等我们着急够了,就会送还给我们。但是没有,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想起来的朋友的家,都没有找到四只小藏獒。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家人漫无目的地到处乱找,找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又通过托人,报警,登报,悬赏等等办法,找了整整两年,这才意识到,父亲的也是我们的四只小藏獒恐怕已经找不到了。偷狗的人一般是不养狗的,他们很可能是几个狗贩子,用损人利己的办法把四只小藏獒变成了钱。能够掏钱买下小藏獒的,肯定也是喜欢藏獒的,他们不至于虐待它们吧?他们会尽心尽力地喂养好它们吧?就是不知道,四只小藏獒是不是在一个主人家里,或者它们已经分开,天各一方,各人过各人的生活,完成各自的使命去了。我们全家万般无奈地放弃了寻找四只小藏獒的愿望,因为它们已经不是四只小藏獒,它们早就长大,该做爸爸妈妈了。我在这里只想告诉那个或者那些收养着它们的人,请记住它们的名字,冈日森格是雪山狮子的意思,多吉来吧是善金刚的意思,果日是草原人对以月亮为表证的勇健神母的称呼,那日是他们对以乌云为表证的狮面黑金护法的称呼,果日又是圆蛋,那日又是黑蛋,都是藏民给最亲昵的孩子起乳名时常用的名字,说明草原人对“果日”和“那日”是既亲昵又敬畏的。我希望收养它们的人能像草原人像父亲一样对待它们,千万不要随便给它们配对。冈日森格、多吉来吧以及果日和那日,只有跟纯正的喜马拉雅獒种生儿育女,才能在延续血统,保持肉体高大魁伟的同时,也保持精神的伟大和品格的高尚,也才能使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威镇群兽,卓逸不群,铁铸石雕,钟灵毓秀,一代又一代地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此刻,窗外已是微曦阵阵,藏獒燃烧的精神正在黎明的突围中凸现成天际一抹奋勇的霞影,我听到草原不朽的绿风正在耳际回荡,看到雪山之光正在浩浩然奔涌而来。而在青藏高原的怀抱中,在三江源的臂弯里,藏獒爸爸已经上路了,它带着清晨一样透明而滴血的深情,跑向了千里之外那只独一无二的藏獒妈妈。冈日森格、多吉来吧、果日和那日,你们究竟在哪里?父亲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你们究竟在哪里?草原悲逝的藏獒,中国远去的天骄,你们究竟在哪里?魂归来兮,魂归来兮。

臧杰2005年秋,《藏獒》火爆书市。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杨志军,像是遭遇了一个意外事件。这种意外,丝毫不亚于11年前,他的七卷荒原系列火爆书市。50岁的杨志军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坐上了人生的第二个火山口,他内心淤积的经验与激情,像熔岩一样的披挂在他身上。30年文学创作,18部长篇问世,逐渐摞高的书籍也许是对他最好的评论。一个作家的生存,就像是一个渔民的生存,出海就是要打渔,回家就是要结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今住在东海之滨的杨志军,几乎每天都要“跑”回西海,追寻他遗留在那里的旧梦。一个人磕着等身长头围着纳木湖转一圈需要四个月,三步一叩首从杨志军熟悉的青海唐蕃古战场到黄教胜地塔尔寺需要五个月,而1995年告别西海的杨志军,对着西海叩长头式的膜拜,一下子就是十年。这十年里,杨志军无数次地击溃了回归西海的诱惑,消失在广厦林立的都市里,以惊人的毅力克制着气质上的退化。由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远去的藏獒》是一本复杂的散文集。她既蕴含着作家眼中客观世界“断裂”,也饱含了作家自身在精神上的断裂。它是个“断裂”的文本。而这里面的篇章之所以能够有机、有序地粘连在一起,则是因为一种绝对力量的存在,他就是信仰。客观世界的断裂,其指向主要是自然界。杨志军既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观察者,更是一个呼告者、一个预言家。1958年,大跃进,青海东部水峡山脚下的石门村,村民们在雪夜用镢头刨着鼓一样的草地,转而像变戏法一样把一千亩耕地“变”成两千亩。若干年后,他们为自己的“魔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经“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风水宝地变成了“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1994年,可可西里荒原,反偷猎英雄索南达杰悲壮地倒在盗猎者的枪下,这时荒原上藏羚羊的数量已由原来的一百三十多万只下降到不足三万只;1983年,孟达林区的李工程师告诉杨志军,原有成片的辽东栎,现在已经被砍伐殆尽;数千棵珍贵的台湾桧,也已经看不到几棵了;冷杉几乎全部被盗伐;青杄的遭遇更是目不忍睹,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损失严重到了根本就来不及统计的地步……在这些惨痛的事实面前,忠于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杨志军在一遍遍地重复着自己的呼告。1985年,他推出了纪实中篇小说《大湖断裂》,这部以道德危机映衬生态危机的小说一度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之作。然而16年后,青海湖卫星影像图显示,举世闻名的青海湖分离出了两个新的子湖,大湖真的断裂了。对那些年西部生态的急转直下,杨志军有一句简单而有力的总结:人祸诱发了天灾,天灾扩大了人祸。这句话业已说明,杨志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认识散发出两种感受,一种感受是痛惜,痛惜的原因是人对于动物、对于植物和对于自然界的不道德,以及无休止的索取伤害了这些生灵的存在。久而久之,这种伤害最终像报应一样落到了人自己头上。另一种感受是无奈,无奈是因为在牧人身上“天然”地隐匿着居守贫困、忍辱负重的精神。在杨志军眼里,这些牧人苦苦挣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穷。而牧人们却异常情愿地承受着这人为的灾难。在他们的意识中,牲畜是佛爷的恩赐,是财富的象征,自然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宁肯忍受,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卖出去,变成钱,变成生活的享乐。基于这种认识,杨志军发出了自己的激愤与呼喊,他梦想着在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他希望人能跟植物讲伦理,跟动物讲伦理。在杨志军的思想深处,人也只是一种牲畜。人的高贵,正是因为人具有自我克制欲望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缺失,人未必不会比动物还愚蠢。在青海贵南县的森多草原,巴桑队长告诉杨志军,他的马只吃两寸以上的大草,两寸以下的小草决不吃一口。因为小草根浅,稍微一拽,就会连根拔起。马知道,连根拔起的吃法是断子绝孙的吃法。与对人和自然的这种清醒一脉相承的是,杨志军在这部散文集中弥散出的另外一种清醒是对人与信仰的清醒。这种清醒的源泉首先来自于杨志军对于神秘主义的体认。在西藏,有他数次想去却无法抵达的冈日波钦,这座藏民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人类精神的理想之山。在青海,杨志军见识过妖媚无限的那棱格勒河,她曾经在一个春天,冲毁军阀马步芳指示修建的公路,将一百多名军人与民夫全部“俘获”,而且剥光了他们的身体,撕开了他们的胸腹,掏走了他们的心脏,掳掠了他们的下身……这些体认,让杨志军感受到了信仰的魔力。在体认中,他也逐渐懂得了虔诚的美。于是他开始在作品中赞叹虔诚、书写虔诚。他说道:“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那么,人为什么要虔诚?要对什么虔诚?杨志军由此开始了对信仰魅力的思考。他的看法是,在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高大陆上,自然的魅力、藏传佛教的魅力、民众信仰的魅力会如此紧密地粘连到一起。原因就是这里是源头,是水的源头,是关于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头。杨志军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信仰的源头、人类最初的宗教模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是自然崇拜和神明崇拜的结合,是精神的五体投地和身体的五体投地的结合,是关于灵魂的赞歌和挽歌的结合。显而易见,杨志军正是在西部的探寻、游历和膜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信仰的所在,懂得了信仰的力量。这也是杨志军的写作立场和人生立场变得异常的稳固与坚定的原因。信仰赋予了他操守的界限。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存形式,是不越界的。所以,他的生活与写作逐渐回归到自然与简单,任俗世当中灯红酒绿,任现实世界欲望飘荡。但是,这种高度的自省与界限意识,也给杨志军带来了困境,这种困境之于写作,就是一种过度的透明与清澈;之于现实,就在他在面对人与人的问题时,在面对人的道德前景时,显现出一种哀伤与困惑。在反思西部人的道德现实时,杨志军忧愤地写道:当城市里的西部人摩登起来的时候,却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厚道;当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受到贫穷如故的悲哀。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事实上,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某些西方现代经典作家集体性的道德忧患在气质上是相通的。现实的生存境遇,需要人们放弃对忧郁、深刻、厚重的赞美,放弃对历史的迷恋,更不需要那许多载不动的理想主义和对天下苍生的无谓忧患。于是,痛苦与哀愁飘落进了杨志军的字里行间。究其原因,也十分简单。其实,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其个人的道德提升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的警醒与信仰的追寻,已经使他在无意中预设了一个道德标准在那里,他走得越高,他的道德标准就越高,道德的沦落感其实也就越强。而现实中的道德进步,则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它往往与个人的道德进步不同步。这极容易造成一种似乎越穷越有道德的错觉。考量蒙昧时代或者贫穷时代的道德是非常简单的,它的呈现方式基本上不外于是否存在着一种淳朴的情谊,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任;而考量现代社会的文明,则要繁杂许多,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图谱,而且这种图谱愈文明愈精深、愈具体,对现实行为的苛责也就越多。另一重原因则是因为杨志军在明晰了信仰的所在之后,之于自身生命指向逐渐变得高度清醒。在现实中,他能清醒地分析出一个酒徒的快乐,但自己却永远都无法为了这种快乐而成为一个酒徒。而这种困惑也恰恰反映了一个修行者,一个清醒的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现实是离弃不了的,现实又充满了诱惑与缺憾。如何在这种诱惑与缺憾当中保持自己足够的辨识力、保持不断地自我完善与提升,同时又能够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呼号与声音,贡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修复现实、完善现实的力量,无疑是杨志军永恒的生命问题。这也就需要杨志军不仅仅只是洁身自好做一个孤独的修行者,而是要做一个能在俗世中出出进进的修行者,他能够容于俗世、救赎俗世,同时又不会被俗世纠缠住。这种修行,即是佛理中所阐释的,修行最为艰苦的地方,不是山高地远,不是闲云野鹤,而是人生与环境最为繁华的所在。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散文集,是杨志军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第一部散文集。它取材于杨志军的“精神家园”。这里面既有对民风、民情等世俗图景的叙说,也有对生态、地貌等自然景观的描摹,还有对历史与宗教形态的呈现,更重要的则是作者构筑于这些风物之上的人文思索、道德探究和信仰追寻。而顺着这些凝固的文字,你还可以深入到杨志军的精神世界,领悟到他的精神家园的构成肌理与形成逻辑。作为杨志军的晚辈,能够为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作序,心中满是惶惶之意。这或许也是杨志军胸怀敞亮、内心澄明的一种表现吧。2005年11月18日写于青岛边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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